印象中的著名民族人口学家张天路教授

王 琳

[贵州省人口信息中心  550004]

    199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张天路教授出版了《民族人口学》（修订本），给我寄来一本，并信嘱我写个书评。我不是人口学者，也没有机会系统学习人口学的知识与理论，已觉汗颜，而张先生是著名的民族人口学家，我国民族人口学的奠基人，作为晚辈，我更深感力不从心，难堪重托，实在不敢造次，此事一放竟近10年，不敢有所希冀。但最近，张先生给我寄来他的《回忆录》（初稿），竟读之余，深为这位年过八十耄耋老人的精神与成就所震撼。书评依然不敢作，但与老人多年的交往与感受却如骨鲠在喉，欲吐后快。

    1984年，我到湖南参加《中国人口丛书》编写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张先生，这时他已经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调到北京经济学院（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他所在的单位是《中国人口丛书》的主要执行单位之一，而他则是民族人口篇的主要负责人；1985年，贵州省成立省人口学会，张先生应邀前来指导。张先生告诉我，他是四川人，妻子是贵阳花溪人，布依族，他是贵州的女婿，是少数民族的女婿。我是贵州的布依族，张先生的介绍拉近了我们间的感情，我们之间的忘年交也从此开始。

    1990年3月，张先生承担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P04项目），到我省的罗甸、册亨等极贫地区调查，他邀请我以省计生委工作人员身份参加课题工作。那个时候，贵州的贫困在全国首屈一指，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更可想而知，罗甸、册亨地处麻山地区，是贵州民族地区极端贫困的典型。在罗甸，我们5个人（除了张先生，还有人口所的王树新老师、任文和小郝两位研究生）分别住到不同乡镇的老乡家，同吃同住，白天翻山越岭，查看线路，晚上就着电筒和马灯入户调查登记（当年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既不通路，也不通电）。当时张先生已年逾花甲，他不仅要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还要对我们调查登记的资料进行分析，查找问题，如有疑问，必定挑出，重新再来，他的工作量比我们大得太多。

    罗甸因为气候原因，是我省的早熟蔬菜基地，所以，在别的地方，三月还春寒料峭，罗甸已似三伏，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他们来说，真的是“反季节”了。半个月的调查，几乎每个人都病了。病了，但不能病倒，工作还得做，质量还得好。张先生说，从事民族人口问题研究，就是要与大山打交道，与艰苦打交道，与困难打交道，要准备吃苦，能够吃苦。有一次，我独自到册亨巧马的一个村调查，直到夜里12点，才借着月光，从山上跌跌撞撞地下来，走了十多里回到驻地，此时张先生还没有回来呢！

    早期的民族人口研究无一不是从调查开始，调查无一不是从迈开双脚开始，而双脚又无一不是行走在高山峡谷、田间地头。张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拓荒性”，我没有机会参加他领导的其他调查，但以他在贵州的调查，我相信，他的足迹一定遍及各个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他也一定经历了难以记数的艰难险阻，品味了他这个年纪不该品尝的无数艰辛。然而，他却以苦为乐，苦中找乐，自得其乐，乐此不疲。作为民族人口问题研究的先行者，作为处女地上的拓荒者，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民族人口学者能够有所作为，那一定在精神和体能上有过人之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应该是对张先生经历和精神的准确写照。

    去北京，只要可能，我都会去张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家看望他。我的记忆里，那是一套不过40平米的房间，而他的书房兼卧室，更不过8平方米，地上、床上和书桌的“空处”都被资料和书籍填满，我们每次都在这里谈话，如果有人进出，我们都得起立，紧贴四壁，让出路来；而且，二楼的自然光线也很暗。我很讶异，在这个狭小的陋室里，他怎么还那么专心致志、热情高涨地完成一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中国人口报》中的报道所说：他“开拓出一片民族人口问题深远广阔的新天地”！

    60岁是退休的年龄，是颐养天年的开始，但是，张先生的闪光岁月也才刚刚从此进入“黄金时段”。在这10多年里，我时常听到和看到他的成就，7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不懈努力”，而他在晚年继续挤压时间，让生命更有张力、更有意义的努力，实在令我敬重和叹服。他说，我年过半百才找到工作的目标，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工作，人生苦短，而我的时间就更有限了，别的顾不了了，多干些有意义的事吧！民族人口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我必须先行一步，能走多远走多远。难怪《民族团结》杂志说他是“大器晚成的民族人口学专家”。《台声》杂志指出，《民族人口学》的问世，是“我国民族人口学建立的重要标志”。

    在一个领域建功立业，引领方向，自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也是难以企及的目标，但是张先生用他天命之年以后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再说民族人口学研究，起码从它的对象和方法上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事业，毕一生精力而为之，的确需要勇气与智慧、毅力与耐力。所以我倒以为，张先生更像一个执著的荒漠行者，凭着自己对方向的正确辩识，趟出一条可资后人循用的路。

    张先生说，他有意义的事业是从选择了民族人口学开始，这既是对今天成就的欣慰，也是对以往蹉跎岁月苦涩的反思。但我以为，已往并非毫不相干。张先生1949年就读的是四川大学地学系，地学专业就是要用脚去丈量大地，走遍祖国山川。张先生后来从事的民族人口学研究，也是迈开双脚，行走天南海北，除了对象不一样，它们的艰苦与辛苦何其相似！这不是天意吗？而在他“我是少数民族的女婿”的话语中，流露的不正是浓郁不解的民族深情吗？

    几天前张先生告诉我，三年前他患了前列腺癌，还有多种老年疾病，病情不容乐观。但是他又说，“我手上还接受了四项国家和部委科研课题，有那么多事要做，还有那么多心愿未了，怎么可以说走就走？迫不得已，只能应战，与病魔作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开始了。”于是，关于治病，他给我寄来几句话：“第一，治疗治病。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病？病的程度？优选治疗方案。其次，要积极治疗，按时吃药、打针。第三，要去掉包袱、轻装上阵，忘却已往的辛酸，养成良好、稳定的心态。一切皆‘空’是为上策。第四，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吃饭定量、多吃粗粮、水果、蔬菜；电视不可不看；开展下棋活动，以欢乐为本，输赢都一笑置之。第五，适量工作，严防劳累。第六，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关心别人。”

    字里行间可见这是一个乐观的老人，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老人，我们应该为他留下真心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