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生活内容之一，它涉及人们的性知识、性观念、性的文化习俗、性的伦理道德水平和性的法律调节。从总体来看，涉及人类性活动的上述诸因素如果不能遵循或体现固有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的社会规律，必将损害人类的生殖健康。由于人类发展现阶段仍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在性活动方面也由男性把握着主动权，不仅女性的生殖健康水平从某种意义上看取决于男性，而且男性自己的生殖健康也主要决定于男性自己的性活动方式和性活动内容。

   我们充分认识到性及性欲是人类社会中无时不在的现象。对于那些真正了解和善于驾驶性及性欲的人们来说，性及性欲是幸福的源泉。但是，对于那些闪避它的、曲解它的、放纵它的和诅咒它的人来说，性及性欲好似蛰伏其后的“怪兽”。这头“怪兽”可能会击跨这种人的肉体，损害他们的生殖健康。

   遗憾的是，我们的国人在性知识和性观念方面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盲区和误区，这些方面的欠缺恰恰是我们维护人类生殖健康、尤其是男性生殖健康的主要障碍。

   当今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为人类维护身心健康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条件，在维护男性生殖健康方面近年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我们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是值得高兴和欣慰的。由于人类的性活动不单涉及性的生物学和医学层面，不单涉及人的心理层面，而且涉及到社会活动、人文习俗、观念、道德及法律等多个层面。因此，单单从生物和医学层面考虑维护男性生殖健康是非常不够的，生物和医疗技术手段仅是维护男性生殖健康的补救方法或治标的方法，它是维护人类生殖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们有时对人类自己发明的科学技术在认识上存在过分自信和有恃无恐的现象，认为它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万应灵药”。我们决计不应该否认医疗技术在维护男性生殖健康上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但是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技术手段在此方面的局限加以认识，将犯战略上的严重错误。

   抗生素和避孕套的运用，对提高人类的生殖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若果对这些技术手段的有限性未有充分的认识，甚至错误地以为它们是绝对安全和有效的，则是错误的和令人可怕的。古话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抗生素和避孕套可以起到预防生殖系统疾病的作用，对于性病患者和参与性乱活动的人来说，可以提高治愈率和降低发病率，这是福；然而就整个社会而言，如果认识不到它们的失败率，更多的人因此有恃无恐地参与随意的性活动、甚至于性乱活动，最终会酿成性病更严重的流行之祸。人类自身的不健康行为，则会使抗生素和避孕套的积极作用转化为更大的消极作用。

   根据《羊城晚报》新近报道，哈尔滨有人发明了预警性“安全套”，并获专利权。使用者可凭籍“安全套”的颜色判断是否患有性病。因为这种“安全套”在外表涂有药物显示层，有性病者带上就会出现异常颜色。有人以为这有助于自查健康状况和防止性病传播。从医学上来看这是正确的，从个案来看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社会角度和整体来说，实际上却未必能奏效，因为这可能助长人们放弃性戒律和放纵自我。要知道这种所谓的“安全套”的主要使用群体决计不是婚内配偶。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付性病的办法越来越多，而性病的流行却越来越严重，直至出现艾滋病灾难，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在性的观念和性的伦理道德及性的法制观念上的蜕化。

    所以，性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和医学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维护男性生殖健康、乃至于全人类生殖健康的水平不仅取决于医学发展水平，更决定于在方略上的全民性教育及全民的性知识、性观念、性伦理和性法制认知水平的全面提高。

   王金玲等学者提出了我国近十几年来性病蔓延的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分析结论：①性观念由政治化向世俗化转型；②流动人口数量剧增，流动范围增大；③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了小康水平下的新贫富问题；④社会环境的“性化”对越轨性行为的催化和激发；⑤婚姻中情感、功利、性缺憾的扩展；⑥家庭教育、抚养功能的不完善与短缺。因此，生物-医学-心理技术方法和社会综合治理的两个途径齐头并进才是维护男性生殖健康的可选策略。（彭晓辉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