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能过分夸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
众所周知，马寅初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1954年开始，他利用外出考察之机，先后到浙江、上海等地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悦，也发现了出生率特别高，农村儿童特别多的现实（他自己的侄子就有大大小小9个孩子）。对此，他喜忧参半，“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一切。”（注：转引自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根据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认真分析芯浚砝嫌?955年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为慎重起见，他先将发言稿交给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但是，除少数代表表示赞同以外，多数人表示反对或不置可否。一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宣扬马尔萨斯主义。马老从当时的不同意见中看出，当时的环境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去。1956年马寅初再次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就人口与生产的关系在10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渔业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的、深入的调查，并且把调查材料整理成发言稿，于当年6月21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在党的“八大”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和《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马寅初认为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并支持了马寅初的观点，指出：“人口控制在6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此后，马寅初先后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他的观点。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公开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以大量具体的调查数据和生动鲜明的事例，阐述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6月，马寅初将报告稿加工整理，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
正当马寅初就人口问题不断发表演讲，当《新人口论》逐步形成和发表的时候，也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时就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上有些文章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不能划为“右派”。
1958年5月，反右斗争基本结束。
毫无疑问，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践踏，是对一个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它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和实际计生工作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太大。这是因为：
第一，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一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政策并没有受到影响。
第二，从1959-1961年间，未看到或者是停止了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推广，但是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人为灾难导致国家的一切正常活动的停止。同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鼓励生育和检讨关于“提倡节制生育、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错误的文件和说明。因此不能说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导致这一时期错误的人口政策的产生。
第三，从1962-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央加大了节育的宣传，并且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定的政策”予以确认。（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个文件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6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表现在：
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结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
再次，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的多大影响，相反，50年代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是我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经阶段，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动乱，而这两次灾难影响的不仅仅是计划生育，它使我国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处于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