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年代以来，特别“一普”之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有看到毛泽东关于控制人口和提倡计划生育的论述，国家和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相反，从维护妇女健康的前提出发，卫生部门在1950年4月20日制定和颁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卫生部又制订了面向全国人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尽管《办法》设计的主导思想是保护母亲和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是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节育，使得当时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胜利之后，党和政府当时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彻底消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稳定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相比较而言，节育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还没有排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人口压力的迫切性并没有充分显示。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超过6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我国当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矛盾开始显现，也引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周恩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载于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3页。）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限制节育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的干预下，卫生部于1954年11月发出通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不加限制。”（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注：转引自翟振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见《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1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卫生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过去限制节育的政策和作法进行了检讨，进一步明确了落实中央精神的措施。中央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在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意味着当时就已经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了广大农村地区。

　　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1957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7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口，将来要有3600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1957年10月9日在八大三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71页。）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没有提出和制定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本人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和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和教育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应该说这是我国70年代以来大规模、强有力、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是我国70年代以来卓有成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