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从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之后，客观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以更高效的方式创造社会财富。要做到这些，资本、劳动、人口等要素必须集中到一定程度，其结果，往往就是新城市的出现，或原城市的扩大。

    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发展中资源配置变化的必然产物。城市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能较好地推动经济高速发展。面对有限资源、众多人口，集约化的利用方式更是我们不得不作的选择。

　　然而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还要面对现实瓶颈：现有的城市问题已让我们捉襟见肘，又哪儿来的余力，继续撑起蜂拥而至的外来人口？“城市病”“农民工”等字眼总时不时牵动人心，带出一连串发展难题。甚至一个普通人，仅仅凭着城市的居住经验也能想象，这样的大规模迁移将会带来怎样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行政决策时，有关部门总对放开城乡的制度门槛心存顾虑，摇摆不定。如果城市的吸纳能力已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农民的减少、工业化的进程又从何谈起？中国的城市化，在进退两难的窘境中究竟该转向何处？

　　按发达国家的经验，放开制度门槛，让农民自由流向城市，可能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在我们这儿未必行得通。因为西方的城市化，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当时人口增长率还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总人口基数不大，城市化又与工业化同步，人口流动量正好适应工业化初期对劳动力的需求。

    而我们的国情却是：在13亿总人口的基数下，要实现8亿多农民的结构转型。今后年均要有1300万农民进入城镇，2020年才能基本达到56%的城市化目标。这样的负担，对城市的公共资源、环境保护等各方面造成的压力，几乎难以估量。加之我国城市化晚于工业化，农村劳动力是否能匹配工业发展需求，充分就业，有待商榷。

    退一步说，即使撇开制度环境等干扰因素，也可能出现过度的人口迁移。因为农民进城的决策是按预期而非现实差距来考虑的，只要未来的预期城市收入现值大于未来的农村收入现值，人们就会从农村流向城市。结果，很可能一段时间内，人口流动量超过城市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使城市就业窒息。也许最终，市场的价格杠杆能发挥调节作用，但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尚在幼儿期的城市能否经得起如此反复折腾，就很难说了。

　　所以，结合种种国情，我们的城市化道路，势必与西方走过的老路有所区别。其间，人口转移的轻重缓急、调控力度、空间规划等都有待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城市的吸纳能力尚未备妥时，简单地支持农民进城，一味地催促城市开放，说不定反而弄巧成拙，两败俱伤。

　　但这不是说，人为设置障碍、力阻外来人口就是正确的方向。众所周知，我们城市的空间布局、制度保障、市场机制等基础平台和公共服务，并没有合理有效配置，大量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更是触目惊心。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紧张，更多缘于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很好启动。

    从各方面衡量，中国城市“不可承受之重”，并非因为它真的已触到了“天花板”，反而是因为发展得不够、远未成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曾阻止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业，由此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使停滞几十年的城市化重新生机勃勃。但这种“离土不离乡”的中国模式，毕竟是特殊阶段的产物。彼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新旧制度并存。农民、企业、地方政府对自己创造的财富一下子有了更大的支配权。

    因为无法让资源自由流动，不如就地投入使用，反而具有更高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城市的城市病。由此走过的特殊城市化道路，给城市管理机构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可能至今都使他们习惯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好处，恐慌于农民进城的坏处。

    但时至今日，城市化的支撑背景已发生巨大转变。现代企业机制逐步形成，城市对市场经济和金融的需求日益强烈，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种种情况下，小乡镇渐渐丧失了优势，工业布局松散、产业结构趋同、技术层次较低，限定了经济发展规模，难以持续吸纳劳动力，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城市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奔向中、大型城市。

    十六大的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消除不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当然，囿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如何城市化，尚待慎重考虑，未必按照世界规律。即使发达国家，也历经了城市化-逆城市化-重新城市化的曲折。城市群侧重集聚还是辐射，各有不同。

    事实上，究竟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最好，也没有固定答案。

    3万-5万人的城市，生活惬意，经济效益较差；100万人时，住房交通紧张，环境质量下降，但经济效益却是中小城市无法相比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千城一面，齐齐奔向建设特大城市的目标。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体系同步建设，可能更符合我们的国情。但不管怎样，减少农村人口已成为中国必须迈过的大关。

    既然城市化大势不可逆转，克服对城市病的过度恐惧，按条件逐步放宽制度瓶颈，积极为未来容纳更多农村人口做好准备，才是城市人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