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口委西北人口信息中心   金文俊

一、应充分认识人口理论科普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1974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项始终坚持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工作就是进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相关知识的宣传，国民对计划生育国策的了解多来源于此。但是在近年低生育水平基本实现、人口素质不高、人口结构性问题凸现，人口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之后，由于经济社会很多方面的变迁，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尤其是针对生育政策调整、名人富人超生等现象的关注，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很多模糊认识出现，而且有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论断流传甚广，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有些学者甚至都认为我国应该进行生育政策调整，放开二孩生育；有些人认为名人富人超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有些人认为减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负担应该提高生育水平；有些媒体对一些超生者在报道时的国策意识模糊或者不仅没有批评反而感觉很赞成等等。因此加强人口理论知识的科普在当前及其重要而迫切，国家人口委李斌主任即在2007年12月中国人口学会的理事会上讲：“应十分重视加强人口理论知识的科普工作……”。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全局性和复杂性以及人口形势的不断变动，决定了人口理论科普工作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且需要长期坚持，需要教育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的各级干部职工科学决策、科学工作；需要教育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提高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共同实现一些于人口相关、并与很多部门的工作职责有关的复合的目标；还需要教育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少宣传或者不宣传与人口理论、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相违背的内容；需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使其不仅能够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而且能够在科学的人口理论知识指引下，发出正当的利益诉求，提高生活质量。

人口是具体的、历史的，对其研究总是对应一定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背景，这也就决定了，人口问题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动的，既遵循人口规律的制约，也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制约，因此人口理论的科普工作需要不断更新内容，长期坚持，才能具有活力并为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服务。

二、人口理论科普工作需针对不同的人群确定不同的重点，并充分利用党校、媒体等各种渠道

人口问题由宏观、中观到微观有多个层次，这就决定了人口理论科普工作需要针对不同的人群确定不同的宣传重点，并利用多种渠道，在实践中现在也已经初步形成了党校、媒体、群众性宣传活动、入户宣传等结合的综合网络，这一网络极其宝贵，作用需进一步发挥，内容也需要进一步充实和丰富。

党校是进行人口理论教学，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重要阵地和舞台。由党校独特的由全国至县一级的健全网络分布，及各级党校所承担的培训各级领导干部的教学任务所决定，在党校各种班次开设人口理论课程的教学，具有其他任何教学途径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实践也证明，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关心人口问题，对中国的基本国情都有较为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对人口理论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媒体针对亿万受众，其暗示、引导作用极其强大，可以在短时间内高频率地传播知识，因此应充分利用其作用，而利用的前提便是媒体的从业者应该具备一定的人口理论知识素养，才能避免报道一些与人口和计划生育导向相抵触的内容，增强舆论的引导作用。

三、人口理论科普工作具体内容的设计应注意的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在人口理论科普工作的具体内容设计中，针对不同的人群，由于其对人口问题关注的视野不同，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如对计划生育专干的教育应突出微观性，多设计与妇女和家庭工作相关的内容；而对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则应突出宏观性，提高其对人口问题全局理解和把握的能力；普通群众则需要多了解生殖健康、优生优育的知识；媒体从业者则需要多了解计划生育国策的内容和执行情况。

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中，我以为尽管可以各不相同，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则必须重视。

（一）人口基本概念的阐述至关重要

对于人口这个词，人人都不陌生，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人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这些理解往往是很深刻或很有思想的，但是，即便如此，人口基本概念的阐述仍然十分必要，绝对不可忽视。因为在基本概念正确的前提下思考才不会产生歧义或偏差，否则往往会搞得似是而非，含糊不清。尤其是人口问题，它的很多概念都在很多学科门类或日常生活中使用，人们都从自己的思考习惯出发，想当然的赋予一些概念以在人口学看来并不科学的内涵，从而引发理解的失误。

如对“人口”这个概念的理解，人们常常将其混同于“人”的概念，而忽视了人口作为人的总体的集合特征。“人口”虽然由“人”组成但又不同于“人”，正所谓“1+1>2”，千千万万的人所组成的人口表现出了个体的人所不可能也不会表现出的特征，这些特征便由人口统计的结论所体现并构成人口规律的主要来源。例如生育行为，每一对已婚夫妇在形成自己的生育意愿的过程中受到很多特殊的个性的因素的制约，但是大量已婚夫妇的生育行为却为我们探讨人口再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使我们从中得出了很多人口再生产的规律，如人口惯性、人口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再如“人口素质”的概念，人们都在用这个词，但往往将其与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或行为举止是否文明混为一谈，认为在公共汽车上没有人给老弱病残者让座、有人随地吐痰就是人口素质在下降，人口素质在滑坡。而没有认识到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口素质还包括人口身体素质（或曰生理素质）、人口心理素质和人口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等其他几个重要的方面，更没有认识到人口素质的核心是人口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在用最简捷的方式衡量人口素质时，应该使用的是人口教育科学文化素质而不是其他。因此，人口理论科普中，对基本概念的阐述和辨析不仅不应该忽略还应该加强。

（二）人口统计指标的使用应该科学慎重

正如前面所言，人口非人，人口统计指标则反映人口总体的集合特征。由人口统计得出的人口规律是集合的表现，它由千千万万个体的无规律的或自发或自觉的行动集合而成，却带有了某些普遍的一般性的也即规律的内容，从而反映人口过程中各种数量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也应注意人口统计的规律并不否定个性。如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显著降低生育水平，初中是临界值似已成为定论，但实际生活中很可能有一位高中甚至更高文化程度的妇女生的孩子比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还要多，而且有更强烈的男孩偏好，这并不说明前述的结论的错误，而是需要从这位妇女的具体生活环境、文化氛围、民族成份、宗教信仰、她所在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观念等方面来做具体的分析，也即需要做“人”的分析而非“人口”的分析，因为一个人不是人口。

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人口统计中的样本容量问题，即得出某一人口统计的规律时样本容量应该足够大，这时得出的数据才是可信的可以应用的，否则即便按照人口统计公式的规定进行数字的四则混合运算甚至更复杂的计算都没有人口学意义。如出生性别比的计算和使用问题，出生性别比又被称为第二性别比，其计算一般用每出生100名女婴出生的男婴数表示，通常这个指标在103~107：100之间，是比较稳定的，各国大体相同。出生性别比由生物学规律所决定，是决定总人口性别比的基础，它保证了正常情况下人口性别结构的基本平衡状态。因此出生性别比是一项反映人口性别结构的重要指标，它的偏高和失调意味着十几二十年后的婚姻挤压，即大批处于婚育期的青年将找不到适龄的结婚对象，这将会导致一系列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从某一位育龄妇女而言，在一次生育中是生男还是生女便基本是各50%的概率，育龄妇女没有足够多时，按照公式计算出的性别比就会有异动。如假定某一个地方在某一时间段内出生了4个婴儿，其中3个男孩1个女孩，按照公式计算出生性别比是300：100；如果反过来1个男孩3个女孩，出生性别比便是100：300；如果正好是2个男孩2个女孩，则出生性别比便可以是相对均衡的100：100。 数据可以获得，但是偶然性何其大，其人口学意义何在呢？做这样的计算有什么必要呢？这是4个孩子分性别的出生数的对比，与计算出生性别比的公式要求的数据一致，但是由于样本容量的过小，其人口统计学的意义便不复存在了，因此这不是我们人口学中需要的性别比，因为出生性别比指标的计算在2400个以上的出生样本中才具有意义。由此可见，很多人口统计指标的样本容量过小时指标的异动概率将大大增加，数据的可信程度也将随之大打折扣，用这样的数据作为基础指导我们的人口理论研究与实践，将会妨碍思考的正确路径甚至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因此在运用人口统计指标进行分析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有些指标不可滥用，有些指标的计算中时间和空间划分并非越细越好。

我在人口分析中还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用五普资料进行甘肃省死亡水平与人口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分析时，按照统计数据来看，研究生学历的人口的死亡水平很高，高于初中及以上的任何文化程度的人口的死亡水平，如果单纯按照统计数据来分析，似乎应该得到一个结论，研究生群体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群体，但是，2000年甘肃省研究生人数一共只有9007人，其中男6276人，女2731人，每死亡9人就会带来1个千分点的波动，再分性别进行计算的话波动将更显著，每死亡不足7位男性或3位女性就会分别带来男性和女性死亡率的1个千分点的波动，也由于样本容量过小，死亡率的年际波动将会十分显著，过高与过低的数据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而这样异常波动的数据不能反映规律性的内容，因此我将研究生死亡水平的分析与本科合并成了本科及以上，对死亡水平与人口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更客观更科学，而不一定越细越好。

（三）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定位应该加强宣传

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容和对象，现实舆论中常常定位不准，存在误区，一般而言有这样三类误区，一类认为人口与计生委工作应该很多，现在做的还不够，如国内一家报纸就曾经有一篇文章认为人口与计生委工作不到位，对人口出生的属相选择没有干预，致使2000年（龙年）人口出生形成高峰，而2003年人口出生形成低谷，并认为这将导致十几年二十年后的入学高峰和就业高峰，导致社会问题。我以为这就是典型的对人口与计生委工作的认识错位。诚然，计划生育管理是计生委的职责，但是人口再生产是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进行的，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人口与计生委作为进行宏观管理的政府部门，能够进行干预的是每对育龄夫妇都应该是否按照政策生育率进行生育，至于一对夫妇在什么时候生育，两胎之间间隔几年，则完全取决于育龄夫妇自己的主观选择，政府无权进行干预而只能进行一定的引导。至于在中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属相偏好，则属于明显的人们微观层次的观念问题，至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口再生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而所谓的入学与就业的压力，从社会的层面而言，只属于微小的年际波动，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对其进行调节并不是太大的难题，可以通过推迟入学、就业等等措施进行。

另一种误区则是认为中国的人口形势仍很严峻，计划生育的成效并不突出。这样的认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进行开展计划生育的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了解。中国在经济发展还不足以促成妇女生育率自然而然下降的背景下，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农民还普遍没有被覆盖在社会保障制度之下的条件下，取得了实现人口转变这样的重大成就，计划生育功不可没。对于上述的种种误区，应该意引导，既宣传计划生育成就的来之不易，又要宣传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在降低生育水平的使命基本完成之后，又面临着进一步稳定生育水平并提高人口素质的更大挑战。

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利益导向机制建立、“七不准”的规定出台、《人口和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后，计划生育工作强调依法行政，以往的一些强制性的针对育龄群众的手段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又产生一类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误区，即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了，管理的手段少了，人口数量失控了。这是对计划生育工作思路的转变缺乏了解的典型的片面认识，其根源一方面在于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于缺乏对尊重人民群众主观意志的重要性的认识，依然认可或依赖曾经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和手段。

以上种种，都要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不仅要依靠本部门的干部职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提高全社会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避免或减少可能的漠不关心和知之甚少的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应该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认识和理解人口问题

人口理论科普工作不能就人口谈人口。没有抽象的脱离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口问题，人口总是在与其所处的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一定的资源环境背景下才表现为一定的特征，并由此被发现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在现阶段提倡控制人口并不是在仇视人口，而是由于我们现在的人口数量超过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而我们的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又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不符。只有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问题，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使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优势得以发挥，并通过对于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体系、文化、体育等事业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使中国同时成为人力资本大国，并向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迈进。